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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书店火了的农民工刘诗利咋样了

热点关注来源：农民日报 2025-09-15 16:32:50

他因最平常的爱好一夜出圈

却也因此失去了最爱的地方

流量袭来

是机遇还是陷阱？

他的生活如何被彻底改变？

这场因读书而起的“奇遇”

最终会将他带向何方？

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！

像身边所有人一样，刘诗利也没想到，“看书”这件事儿会“火”。

很早以前，刘诗利从《小学生作文》里读到过一篇描写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文章，那个时候的他20多岁，在老家河南省濮阳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。几十年后，五十多岁的他来北京打工，第一次站在图书大厦里，望着浩如烟海的书籍和川流不息的人，那些梦里揣摩过无数次的文字瞬间具象化，“那么大，比县城里最大的新华书店还大上许多”。

在北京，刘诗利大多数时间在打日结工，日子过得相对自由，“有活就干，累了也可以自己歇两天”。只要有完整的时间，他都会去看书，从顶层逛到一层，晃晃悠悠看到晚上九点，才跟着闭馆前最后一批人流匆匆离开。

6月25日晚上，刘诗利正跟着人群往外走，他发现一楼似乎比平时热闹许多，凑到人群周围，才知道是作家陈行甲的图书分享会。“这个人我知道，是一个挺好的干部，反腐的。”虽然没想买，他还是在边缘踌躇了一会儿。就在这个空当里，一位出版社编辑把他带到了台前，介绍他与陈行甲交谈、互动。当签有名字的新书送到刘诗利手里，镜头记录下了他挤满皱纹的笑脸。

镜头里，刘诗利把一个皱巴巴的帆布包夹在身侧，说话时不时地向前弓着腰，显得局促又腼腆。被问到平时会不会来书店，他说来过好几次了。

“哇，那您是什么学历？”“初中。”说完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一周之后，“爱读书的农民工”相关话题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发酵，在某头部视频平台播放量超1000万次。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，各种采访、活动接踵而至，铺天盖地的关注、评价、邀约像雪花一样，让刘诗利的人生“换了季节”。有人要他接住“泼天的流量”，有人干脆说这是“作秀”。

生活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去，但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去图书大厦安静地看一天书了。

看书有“瘾”

刘诗利看书有“瘾”，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刘诗利出生在濮阳县文留镇的银岗村，在有七个孩子的家庭里排老三，上面有两个姐姐，家中男孩子里他是最大的。父母虽然都不太识字，但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。初中毕业以后，刘诗利不想继续上学，坚持要出去打工，还被母亲用棉花秆狠狠打了一顿。

很小的时候，刘诗利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孩子。同龄的伙伴里，伶牙俐齿的小孩总能讨得大人的喜欢，自己却总是木讷地站在不起眼的地方。为了博得一些关注，他还有模有样地模仿别人，总觉得自己“没主见”。退学这件事，成了从小听话的刘诗利第一次坚定的反叛。

虽然对学校课程不太“感冒”，但从小学开始，刘诗利就表现出对书的极大兴趣。他记得四年级时，学校订了《中国少年报》，开始鼓励学生读课外书，父亲给他买了几本课外读物，其中一本《雷锋的故事》有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，每天看一点，竟然很快就看完了。

那个时候，书籍成了他认识外界的第一扇窗口。小学时看《西游记》的连环画，才知道猪八戒就是长个猪的模样，“以前以为是姓朱。叫‘朱八戒’呢”。

到了初中，刘诗利喜欢上一本《杨家将的故事》。“总想看，本来是借别人的书，人家拿走了我还想看。”读到杨怀兴先被生母遗弃，后被镖师马三元救起，跟着师父学了一身武艺，终成一代名将的传奇，他的心像被什么抓住了一样，久久不能释怀。甚至多年以后再提起时，眼神都认真得发亮，“觉得他真是可怜，又挺让人羡慕的”。

第一年没考上高中，复读的那一年，刘诗利不想上学了。“感觉家里太困难了，自己想买点什么都不够用。”想着找个工作，一来能挣些钱，二来也能兼顾自学。他在书店看到一套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，封面上的一句话让他感觉醍醐灌顶，“上面写着，这套书可以让你学习数理化无师自通”。这几个字仿佛代表了一条捷径，让站在人生岔路口的少年不禁神往。从那以后，他更坚定了退学自学的想法，各类书籍也越买越多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以“张海迪”为榜样的社会大众刮起一阵自学风潮。那时候，银岗村的村小只有4名教师，急需人才补充。刘诗利初中毕业留在本地，父亲还是当时的大队干部，自然而然地当了小学老师，“一到六年级，所有科目都教”。

在今天刘诗利的家里，仍然小心保存着两张证书，一张红色的是1994年他在河南省教师进修学校的函授毕业证书，蓝色的是一张阅览证，属于“中原石油勘探局图书馆”。图书馆位于濮阳市的主干道中原路，当时从村里到通往市区的主干道只有一条土路，他记得学校没课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清晨的玉米地里穿行而过，晚上趁着落霞余晖落尽之前，带着借阅的书和些许酸涩的疲倦赶着回家吃晚饭，那份自由和满足是那段时间他最快乐的记忆。

做乡村教师期间，刘诗利在濮阳市一家图书馆办的借阅证。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陈艺娇摄

1986年，19岁的刘诗利经人介绍认识了对象，那时的妻子韩玉竹听说对方是个“老实本分的”，两人很快就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。但时间一长，韩玉竹意外地发现了丈夫这个另类的“毛病”。刚开始，她只觉得买书“占地方碍事”，到了后来自己甚至常常“找不到人”，“手里干着活满世界去找他，结果一看在哪个背人的地方看书嘞”。

生活变了

刘诗利的家就在银岗村主道旁，一座小院连着二层小楼，打扫得干净敞亮，门口黑漆漆的栅栏门能看出是新装的，“我说装一个大一点的，她非不让”。趁着妻子不在，刘诗利偷偷告诉我，以往自己想做什么事，韩玉竹总是拦着，“好多事都是这样，只要她说不中，我就肯定办不成”。

作为家里的主妇，韩玉竹有些强势，但唯独看书这件事，她拗不过丈夫的坚持。“因为这个没少吵架，后来我说算了，有点爱好挺好的，比出去抽烟喝酒强。”她说。

刘诗利家的院子和二层小楼。咸运桢摄

结婚以后，两人陆续有了两个孩子，家里的收入除了种的四五亩地以外，就是刘诗利的教师工资，每月40块钱，他拿了近10年。从1997年开始，刘诗利每年都会外出打工一段时间补贴家用，多数是在建筑工地干活儿。青岛、太原、郑州、天津、济南，干一两年就换个地方。刚开始还以种地为主，“家里农活儿忙了，或者收麦子的时候就回来”。到了近几年，外出打工的时间慢慢变成大多数，加上韩玉竹一人在家忙不过来，土地干脆流转出去。

在外的时间多了，刘诗利钦羡于城市丰富的阅读资源，别人留心去哪儿玩儿，他就留意哪里能看书，有一次在济南干活，坐公交车看到一个国际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宣传招牌，一连好几天都要特意路过那里看一看，但最后还是没下决心进去。

那时，刘诗利最常看的是一些工具书，比如教电工电焊的书。“书里教得很仔细，有的还配上插图。看了就会干，就能做这个工种。”有一次碰上一个插座生产的厂家招工，要求把三种不同种类的电线按颜色和字母正确安装。去应聘时，刘诗利一上手就装好了，在工厂干了三天。“每天能挣300元，做力工的话就只有200来块。”

对于刘诗利来说，书籍是很重要的生存工具，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陪伴。他喜欢看“杂书”，特别是各类字典和词典，“它不光讲字，这里边能学到好多东西”。

他印象最深的是“蚌”这个字。“河蚌的蚌。”他说，“以前在老家还逮到过，我们叫‘壳包’，看了字典才知道它叫‘蚌’这个名字，生活在淡水，还知道它有环状的纹儿，还有珍珠层，能产珍珠……”刘诗利越说越高兴，手指在半空划着轮廓，“一开始还不明白，它这么硬为啥是软体动物？看了才知道，它里边的身体是柔软的，外边的硬壳是为了保护柔软的身体，所以它就是有硬壳的软体动物……”

絮絮讲了几分钟，刘诗利没有发现妻子已经站在身后。

“吃饭了。”韩玉竹闷闷地喊了一句，把碗筷摆在一楼“客厅”中间最宽敞的地方。自从“出名”以后，这里被改造成了一间专门的“待客区”，一张长桌两把椅子，靠墙的两个书柜摆满了大部头的书籍，很多还是成套的丛书。“他们县宣传部来人给弄的。”

在这张书桌前，刘诗利接受了多家媒体的来访，有外人过来之前，他都会换上一件黑色的短袖衫，安静地等着拍摄或采访。“我还挺喜欢和你们说话的，以前没接触过。”他愉快地笑了，转而又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媳妇有时嫌烦了，一开始她也挺积极的，后来人来得多了，她也就疲了。”

吃过饭攀谈几句，熟悉了一些之后，韩玉竹告诉我，自从北京回来，家门口的来访者几乎就没有断过。“有一次来了两个人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，在附近拍了一些视频，等进屋子拿水的工夫再出来，人就没影了。”这件事让她着实害怕了一阵，“我老说他，看书又不当吃不当喝，咱们惹那些麻烦干啥呢？”

啥是“流量”

“图书大厦事件”发生两天后，一名记者在采访刘诗利时，拍下了他打工间隙蹲在街头吃土豆的一幕。面对镜头，刘诗利告诉对方，土豆是从市场买的，用便利店的微波炉热一下，当一顿正餐吃。

镜头里，刘诗利眼神清澈，仿佛并没有讲述一件沉重的苦难。然而，在家照看孙女的韩玉竹从手机上看到了这一段，吓得扔下家里的活儿，隔天就去了北京，“看着脸那么瘦，那么惨”。到了以后，听说住的地方是那位记者给租的宾馆，她又开始着急：“不会是让人家关起来了吧？”

事实上，刘诗利一直没有告诉妻子，自己来北京打工这几天没舍得花钱住宾馆，一直在火车站打地铺。采访当晚，记者好心给他租了一间“如家”，那是他第一次住上连锁酒店。

视频发出不久就收到了大量评论和留言，有陌生人试图通过微信给他转钱，还有位开饭店的河南老乡，直接让他来店里吃员工餐，管他一天三顿饭。直到那时，韩玉竹一直以为，丈夫是被当作“负面典型”了。见到那位他们称呼“张老师”的记者，她埋怨着：“您看您发的是啥，叫孩子们都看见了。”

对韩玉竹来说，来北京待这几天就像做梦一样，“晚上10点还有人打电话，前一个电话没完，后一个就过来了”。刘诗利有时还会故意背着她接，声音小到听不出在说什么，这让她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。

“咱农民不会说话，好孬也不懂，光怕啥地方被人家利用了。”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，韩玉竹如履薄冰。然而，与她保守谨慎的态度不同，刘诗利显得积极很多。“宣传读书是好事，咱没干啥昧良心的，你怕啥？”

夫妻俩在北京没待几天就直接回了老家，打工也停滞了。刘诗利说，想在家待一段时间。

回家以后的日子依然不平静。除了大大小小媒体循声而来的拍摄和采访，还有接连不断的活动邀约，大部分是与读书相关的各类分享会、演讲会，还有一些与“文化”沾边的商业活动，最离谱的是当地一家汽车驾校打电话来，问刘诗利会不会开车，叫他去那里看看。“这不是让咱打广告是啥？”韩玉竹愤愤地说。

置身事内，刘诗利有时会陷入一种深深的“困惑”。有一次，濮阳市一家养老院请他过去参观，并邀请他为院里的图书室做管理员。一开始，刘诗利的积极性很高，“能看书，还能带着老人读书识字”。但逐渐地，他感觉到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养老院的负责人一直强调自己是公益性质的，直到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们管这么多老人，钱从哪儿来？”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，刘诗利感觉到“不太对”。“要真是个好事，有啥不能说的呢。”考虑了几天，他还是回绝了。

那段时间，类似的事经常让他陷入内心的矛盾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也曾说服自己：“真是盈利的也没啥，只要是正经生意，做的是好事就可以参与。”但细想下来，自己无论是从视野还是能力上，都不能确定“会不会出问题”。

有了一些“经验”，刘诗利接电话的语气也和最开始不一样了，面对一些不了解的邀约，他不再全盘应下，而是先问一下“是不是公益的”或者“是不是公家的”。“是公益的我就去，费用你们看着给就行。”但有好几次，他“自作主张”地答应了别人，回家却被韩玉竹一通责备。

矛盾在7月底一次争吵中到达了顶峰。那时，市里一家书院邀请他参加活动，以他的名字命名了“诗利书房”，他瞒了几天没告诉家里人，直到书房正式“挂牌”，韩玉竹才知道。

“挂咱的名干啥？好了不好了让人家骂咱？你知道人家安的啥心？”

面对妻子一连串的责问，刘诗利一声不吭。

回归“读书”

因为下午要去市里一趟，给少年宫的孩子们“讲课”，吃过午饭，我和刘诗利一道往市区走。等出门走远，他幽幽地说：“我就是去种地和打工她没意见，其他干什么事都不行。”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有些不甘心，一股莫名的情绪往上涌：“难道谁一辈子就该搬砖头？”

刘诗利给少年宫的孩子“演讲”。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陈艺娇摄

这样的刘诗利，韩玉竹感到有点陌生。在她心里，丈夫是个实打实的老实人，不仅照顾家庭，对孩子好、有耐心，别人家的事也会当自己家的一样办，甚至比自家还上心，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。她担心丈夫在这个变化无常的舆论场里被裹挟，狠狠摔一跤，最后再也回不去以前的生活。

但经过这件事，她发现眼前这个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，有些时刻是她也不了解的，比如接受采访时的他，在家拍短视频的他，瞒着家人做决定的他，就像她同样不了解他为什么对字典着迷，为什么一把年纪了还在做“读书梦”，不了解那个沉浸在杨家将故事里，喜欢仰望传奇，又不甘心庸碌一生的男人。

“咱就是打工的，还过以前那日子挺好。不操心。”说完，韩玉竹沉默了很久，“以前也没人理咱，谁认识咱去？”

少年宫的活动，是被一位市全民阅读促进会的“朋友”叫过去的，在几天前一次读书分享会上，对方主动加了刘诗利的联系方式。这次是让他过去给书法班的学生做个演讲，主题是“捧起书本，放下手机”。

“这个……手机和书本，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物品，和我们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关系可密切了……关于如何使用手机，如何使用书本，这方面的问题，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看法……”

光线充足的教室里，几十个孩子和家长一起端坐在台下，5分钟过去了，开始有小孩窃窃私语，小声嬉笑的声音，家长们面色沉郁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刘诗利。

漫长的10分钟结束了，刘诗利稍显局促地站到一旁，把随身携带的帆布包放到不碍事的椅子上。和图书大厦带的那只手提袋式的不同，这只颇有些公文包的样式，每次去市里，他都会随身挎着，看着更“正式”一些。

7月初的时候，刘诗利在某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个人账号，一来是看到有别的“刘诗利”出现在网络上，自己以此正名；二来是想尝试着做自媒体。刚开始更新最频繁的时候，几乎每天都会拍一两条，或是接受采访，或是干家务活，有时只是简单地对着镜头说几句感悟。

“啥是流量？我听别人说好几次了，想不明白。”打开自己的账号，刘诗利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，眼神就像聊看书时那样，充满了真诚的好奇。

因为不会看私信，他让我帮忙看一下手机，后台几千条信息一下“蹦”出来，有送书的，求互动的，还有很多人想给他“介绍工作”。在一条教小孙女读书的视频底下，有人建议：“在家做自媒体不适合你，大家想看的是你农民工的一天，然后去图书馆的日常。”看到这类留言，他偶尔也主动回复：“孩子不让出去了，说是在外边干活影响不好，怕网友说。”

尽管生活仍然“不平静”，刘诗利最近又开始更新读书的视频了，是那本获赠的《在峡江的转弯处：陈行甲人生笔迹》，镜头里，书被郑重摆在桌子上，流淌着一种常被抚摸的质感和光泽。他喜欢扉页上那句带着自己名字的赠语：“我们一起过挚爱的一生。”

作者：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陈艺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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